目前城市居民小区已成为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产品，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难觅心灵归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直言，谁来塑造有灵魂的城市?(8月19日《人民日报》)

　　所谓规划敬畏感，是说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城市综合形象、精神内涵、文化气质、城市创造力等。所以，城市规划一旦定下来，它就是城市发展的指导性方针，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规划精神，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长官、任何公共机构都不能随意修改和更改，确保城市规划具有连续性、人文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让城市成为有内涵的居所、有灵魂的城市。

　　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认为，“针对单一城市，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长远、科学的规划方案，不能因为城市领导的变化就动辄更改规划，特别是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新加坡每10年修订一次规划，从总体的概念规划到每一个区块的功能、面积、发展用途有详细的规定，规划具有法律效力，所有开发商必须严格服从。新加坡各部门各企业都将规划奉为“金科玉律”，无论多高级别的政府领导，多大规模的企业，决策都必须以规划为框架。

　　可话好说，却不好落实，由于《城市规划法》仅仅对城市规划进行大略性概括，却没有对违规处罚、规划自由裁量详细界定，“规划随意化”仍大量存在。行政首长可以对专家规划“指手画脚”，随意更改。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搞“人情规划”，绑架公共需要更改城市规划图。一任领导，一种规划;换了领导，重新规划。庄重严肃的城市规划就像孩子的“过家家”，成了权势阶层的利益工具、欲望道具。很多地方的城市布局和建筑布局非常混乱、无序，中国成了“怪诞建筑的试验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人云亦云、自信不足，就容易出现“千城一面”。

　　因此，应该将规划敬畏感提升到重要位置。其一，及时修改1989年实施的《城市规划法》相关规定和条款，赋予城市规划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政府把规划放在了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之上，具有绝对权威性，任何“利益牌”、“人情牌”都不能动摇，将规划自由裁量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确保其有限性，杜绝“权力审美”的可能性。其二，地方政府应淡化行政强权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将规划这种专业性强的工作交给建筑设计和规划师，发挥规划师的创造性和规划机智，用专业、专一性保障规划特色和创新。其三，各种公共规划，要让公众成为重要的决策构成，汲取民智，杜绝鲁莽，将《城市规划法》规定的“城市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应当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落到实处，让城市规划水平更上一层楼。

(稿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作者：耿银平)
(编辑：方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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