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金庸在大陆有几亿读者。此言不虚。稍识文字和顶尖学者无不读过他的武侠小说。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武侠小说只是金庸创作中为了商业目的和娱乐自己兼娱乐大众的一部分文字而已。他真正投入心血和才情，真正表达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参与的文字，是他自六十年代就坚持在他创办的民报上写的社论和杂文。

 

       据说，金庸的民报除了副刊很有特色外，它的新闻之敏锐和文笔之犀利更是出类拔萃。尤其是金庸本人写的社论，是很多香港民众心目中的明灯，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排队买明报，报出即抢购一空的奇迹。

 

      据说，金庸对大陆的态度，几乎能左右香港大部分民众的选择，于是，中共领导人费了很多心思和他沟通，取得他的理解与合作。而金庸一定也权衡了香港的动乱与和平，考虑到了港人的生存依赖于大陆的供给。而他生长的内陆，同样需要这个了解、沟通世界的窗口。

 

      那是个很不容易的选择。也就在香港，一个文人才有这样的可能。就像胡适，也影响了国共合作的前途；就像满族人视顾炎武为几十万明军力量。

 

      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经历着思想巨变，一衣带水的香港也同样在思考和选择着他们的未来。但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土地，民众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文人也没有政府的津贴，他们无须听命于领导。但是，对社会、民众、国家、政治的关心却丝毫不亚于如火如荼、翻天覆地的内陆。

 

      金庸时评有很强的时效性，那是历史的记录，回头重温很有必要，尤其是他文革中的社论，语言之精彩，预见之准确，可谓一时无两，堪为社论楷模。

 

      自由选择读物和声音，是我们至今无法享受的权利。幸亏普通人有去图书馆借阅的可能了，有去香港买出版物的机会了。虽然这只是很少人才能知道、想到、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