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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的《死》有感：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然而有着一身铮铮铁骨的鲁迅也要死去，因为老年的到来把他带到了戏的最后一幕——死亡在舞台两侧等待着。蒙田说：“没有一个人或只有极少数人在进入老年之后不带有酸腐和发霉的味道的。”鲁迅应该属于那“极少数人”，疾病、暮年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压垮鲁迅，在他的作品《死》里，表现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死》是鲁迅逝世前一个月写下的一篇杂文，文章的开始部分引用了史沫特莱（通译为史沫特莱，鲁迅在《死》文中译为史沫德黎）对于柯勒惠支的版画集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许多年来，凯绥·柯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从不愿多说废话的冷峻的鲁迅引用了这么一大堆别人的话，表面看来有点旁逸斜出，其实不然，鲁迅的心路历程与史沫特莱所说的柯勒惠支十分相似，鲁迅一生都在反抗，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同帝国霸权，同形形色色的走狗文人作斗争，甚至于也不放过无情地剖析自我，对于国民的劣根性，更是痛加鞭挞，为唤起民众之拳拳之心常常感觉到要成为“啼血杜鹃”，至于柯勒惠支作品中的死亡主题，鲁迅之所以引用史沫特莱的话，更是事出有因，鲁迅就是要从这段话里传达出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而且鲁迅引用这段话也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鲁迅在介绍和说明柯勒惠支的一幅题为《妇人为死亡所捕获》（亦名《死和女人》）的版画时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她自己……”（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序幕》）

　　显然，鲁迅对这一版画作品中“死”的意蕴表现出了某种深获我心的赞许和默契，在杂文《死》中他写到：“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想......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这么深切。”“那时”只是“想了一想”，而现在感受这么“深切”的是什么呢？是死亡意识。死亡，是随着疾病和暮年而来的；死亡心理，可以说也是最重要和最典型的暮年心理。但是，相对来说，暮年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的到来往往是不知不觉的，人们可能不会一下子便感受到暮年的死亡阴影，大多只是由于生理上的变化而首先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年老体衰的感觉，所以“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想”，但仅只“想了一想”，十余年后的今天，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在遭遇许多不幸、经常生病，生大病的鲁迅，虽然是大病刚有点转机，但当这种暮年的死亡意识再次袭上心头，感受深切之程度就再也不是一个“深切”这样的词语，一句或几句话载得住了。鲁迅也毕竟是人，一个会死去的肉体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物质羁绊，完全超越现实存在的限制和人的最基本的思维定式与精神素质，但在这些最普通、最一般的心理表现中，鲁迅是伟大的，从他在《死》这篇作品接下去的文章当中我们马上就能感受到鲁迅是一个具有高度生命意志与深刻生命意识的人，他有着比一般凡夫俗子远要沉后执著的生命态度和蕴藉深远的死亡意识。

　　在接下去的文章中，鲁迅很自然地谈到穷人的死亡意识，“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的死亡意识，谈到这些的时候，鲁迅没有忘记他仍是个斗士，举起了他的“投枪”，刺向那些该入畜生道的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因为穷人是没有“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的”，所以要让曾经作孽多端的人到阴间也不好受，他们要“长久做鬼，而且还别梦想着阴间的主宰者”也“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鲁迅从来的作品里都是充满了一种昂扬的斗争气息的，在这为数很少的调子和氛围难免悲哀和低沉的作品里，包括《死》这一篇作品，他仍然没有忘记战斗，正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许广平《忘记解》）而正是因为要继续战斗，鲁迅即使“这两年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长久。”而且“往往记起了年龄”，但却一丁点儿也不懈怠，而且“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鲁迅是伟大的，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在暮年心态和死亡意识面前，他不是束手就擒，而是表现出他的反抗精神，以及他的沉厚执著的生命态度，正是这种与生命、与反动势力持续不断地抗衡，激发了鲁迅的生之灿烂的激情。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用小跑步走完他的毕生”（许广平《忘记解》）的，但是鲁迅在感受到死亡将近时，还在对自己说：“要赶快做”，使人不免感受在鲁迅暮年，他简直是以一种百米冲刺——是在马拉松的最后一段路程的“百米冲刺”——的竞技状态和速度投入生活的，这是何等地让人肃然起敬！鲁迅以前“从来没有直接地想到‘死’”，“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地引起关于死的预想来”，然后仿佛谈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一样谈到他的病情及诊治，他说医生“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鲁迅自供：“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临终之前的琐事”“想到过写遗嘱”“我也留下一张罢”等等，鲁迅的这些话，写来笔调是这样地从容、舒缓、平和乃至于显示出一种能够包蕴一切的幽默，并且还表现出了一种不失为自嘲的豁达风度，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是一个自信、参透了生命真谛的人。死和死的预感，已经完全消解在鲁迅丰富而深刻的生命意识之中了。所以，鲁迅的“遗嘱”可以说是对一切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挑战和对死亡威胁以及蔑视、压迫生命者的嘲弄！什么“不收礼”“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等无不体现了这种嘲弄，但是，与此同时，也流露出鲁迅对于死亡的幽婉心态及一些儿女情长，如“管自己生活”“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取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幽婉和儿女情长是给自己人，对于敌人，鲁迅即使在临死前，却仍然决绝地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