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是一个名叫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男性白人，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他把黑人看做是“荒野里的野兽”，称他们为“黑鬼”，这峰“黑鬼”不应该也不可能享有“人”的权利，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恨之入骨。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发表了许多反对种族融合的言论。为了彻底阻止“黑鬼”和像他这样的优等白人共享美国式的生活，他决心铲除他们的“头儿”——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密西西比州负责人埃维斯。他买了一枝来复枪，事先埋伏在埃维斯家对面的树丛中。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拜伦·迪·拉·贝克维热被控犯有谋杀罪，有多名证人看见他的车停在埃维斯家附近，警察在附近树丛中找到了那枝来复枪，上面有他的指纹。罪证确凿，这是一个没什么悬念的案件。但事实并非如此。60年代的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相当严重，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因为枪杀黑人而被送上绞刑架。因此，这一案件的关键不是谋杀罪名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是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鬼”，究竟算不算犯罪。

　　谋杀发生后的第8个月，即1964年2月6日，对贝克维热的审判正式开始，由12名男性白人组成陪审团，经过11天的审判，法庭传唤了56个证人，审阅了 50件证据、20万字的记录，最后宣判的时刻终于到了。12名陪审员中一半认为谋杀罪名不成立，一半认为被告有罪。由于陪审团的裁决不能达成一致，无法对贝克维热定罪，审判一结束，他就回到了格林伍德的家。

　　这样的结局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被看做是黑人的胜利。由于南方种族主义盛行，黑人的权利和地位远存白人之下，公众不能接受一名白因为谋杀黑人而被定罪，社会期待的的无罪判决，在这样的大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依然有6名白人陪审员坚持认为被告有罪，无疑给种族主义者沉重的一击，这不仅在白人中引起极大震动，也促进了黑人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当年那6名白人陪审员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正是由于他们，使得这个案件能继续审理下去，使得贝克维热第二次、第三次被送上被告席。

　　第二次审判始于1964年4月7 日，但结果依然与第一次审判相同——陪审员意见不一无法作出一致裁决，贝克维热又一次回到家中。

　　虽然还可以再次起斥，再次审判，但在地方检察官看来，找不到什么么办法比现在做得更好。归要结底，问题的关键不是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而是这起谋杀应不应该算犯罪。

　　兜了一圈，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再次审判，也不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这个个案件被搁置起来， 为一搁，就是30年。

　　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会抚平心灵的创伤，化解积郁已久的愤怒。挥散令人触目的震惊。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克维热暗杀埃维斯一案引起的震惊渐渐平息，公众不在关注，媒体也不再报道，它所造成的创伤和愤怒已经成为过去——但埃维斯的家人除外。

　　对埃维斯的妻子梅尔莉·埃维斯来说，暗杀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只要一团上眼睛，就会看见丈夫倒在地上，鲜血如注，呼吸微弱，眼睁睁看着死神把他夺止。这惨痛的一幕已经定格在她的记忆中只要凶手还没有绳之以法，只要正义还没有得到伸张，她就永远不会——也不敢忘记！承担起抚养3个孩子的责任，不论处境多么艰难，环境多么恶劣，她从未放弃为丈人寻求公正审判的机会。她一次次奔走，无数次敲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门，但都因为没有新的证据、搁置时间太久而无法重新审判。直到遇到检察官鲍勃·德诺特。

　　时间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距暗杀发生已经相隔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当年正值芳华的梅尔莉，已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迟暮老人。而检察官鲍勃·德诺特，在案发时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当父母从电视上收看对贝克维热刺杀埃维斯一案的审判时，他吵着要看体育频道转播的棒球比赛。那时的他，无沦如何也不会想到， 30年后，自己会承担起美国法律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审判之一——对拜伦·迪·拉·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

　　鲍勃·德诺特毕业于密西西比大学，拿到法学学位后，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先进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获取一砦庭审经验，再进入高收入的私人律师事务所，而是直接步入律师圈．在获得成功后又毅然放弃，成为一名地方检察官，这是为了他的理想——实现各种族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实现人类的正直和质朴的公正。这也正是他接手埃维斯被害一案的原因。

　　德诺特十分清楚，审理这样一个尘封多年的旧案，肯定困难重重。几个主要证人已去世，还健在的证人，因为时隔已久，记忆模糊了，证词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无法保证，更不利的是，本案最重要的物证——那颗致命的子弹和来复枪已经丢失，但他别无选择，他无法对自己的良知说“不”，无法对曾亲眼目睹丈夫惨死的梅尔莉的眼睛说“不”，无法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面见自已的埃维斯说“不”!

　　尽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德诺特也从未见过埃维斯，但冥冥中他总觉得两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德诺特37岁，埃维斯被暗杀时也是37岁，两人都有3个孩子和一个共同理想——实现种族平等。所不同的是，德诺特生长在和平年代，借助于高超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实践自己的理想，而埃维斯是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冒着牛命危险，与狂热的种族分子做艰苦的斗争。正因为此，德诺特更加敬仰埃维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痛恨谋杀他的罪恶凶手。他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亲手把凶手送上审判席，让他的余生在监狱里度过。

　　正义为时未晚。

　　接下来的4年，鲍勃·德诺特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投了进去，全力以赴展开调查，他设法与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德尔玛·戴维斯取得联系，此人曾与贝克维热交往甚密，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贝克维热曾当着他的面吹嘘自己逃脱了谋杀罪，德诺特说服他同意来出庭作证，不仅公众对此不解，检察官们也意见不一，大都持反对意见。对贝克维热两次审判均无结果，现在事隔30年，他已是一位步履蹒跚的七旬老人，而且重要证人、证据都已不在，重新审判不仅不会有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面对如此强烈的批评意见，德诺特并未退缩，他把这些“声音”记在笔记小上，既然公众这么想，那么陪审员中也一定会有人这么想 ——他们是从公众中挑选出来的，他要对此制定相应的辩护策略，以便在法庭上说服他们。同时这也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已的困境——必须找出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将贝克维热送上审判席，才能在审判中取胜德诺特历尽艰辛，克服困难，先后从全国各地找到6位证人，证明贝克维热曾当着他们的面说过自己逃脱谋杀罪的话。他还从当年的报纸、旧资料中，找到贝克维热发表的宣扬种族主义、污辱黑人的恶毒言沦。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从他的前岳父——一位武器收藏专家——收藏的大量枪支中，找到了那枝用于谋杀的来复枪。这一戏剧性的发现，使得对贝克维热的第三次审判正式纳入法律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