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还是杂文大家。

　　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十分喜爱杂文。1957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过，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虽不能成为专业的杂文作家，毛泽东仍坚持写杂文，从青年时代即已如此。

　　1919年7月，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在此期间，他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很有见地的杂文就有三十多篇。如《民众的大联合》、《强与化》、《来因共和国是丑国》、《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不信科学便死》等。这些杂文，倾注了他的一片匠心，一针见血、酣畅淋漓地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剥削；鞭辟入里地揭穿了法国称霸欧洲的狼子野心；深刻地讥讽美国总统威尔逊，有力抨击讽刺康有为等；笔力遒劲有力，处处见工力，时时运匠心。

　　即使是书信往来，篇幅虽短，毛泽东也能做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如《致邵力子》，一篇只有300多字的杂文，却一连用了范仲淹的“一路哭”、《孟子》中的“越人弯弓”、《庄子·逍遥游》中的“河汉”、《三国演义》里的“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四个典故，给人多姿多彩、言简意赅之感。

　　纵观毛泽东的杂文，气势浩大，结构宏伟，纵横自如，文字富丽，绘声绘色；文笔锋利流畅，气势豪迈，多以讥嘲见长；气魄宏伟，苍劲雄浑，慷慨激昂；说理畅达，切中时弊，透辟准确。《“友谊”，还是侵略？》、《可怜的威尔逊》等杂文，写得气势非凡，讽刺嘲弄。如《致蒋介石》一文，毛泽东语言辛辣地给蒋介石指明了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由他选择，令蒋介石羞得无地自容，没有脸面对江东父老乡亲。此文好比匕首，刺中了蒋介石的心脏，让蒋介石痛不欲生，伤痛之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林彪、陈伯达斗争时写道：“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毛泽东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洞察世界风云变幻；他胸怀解放全人类，以伟大的政治家的风范，把政治野心家林彪、陈伯达批得体无完肤，击中要害。

　　毛泽东对杂文的使命和如何写杂文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认为，杂文是最直接、最敏锐地反映现实斗争、干预现实生活的一种文体，因此更应热情饱满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服务。毛泽东提倡杂文创作要时时不离党的中心任务，紧密配合现实革命斗争。对于如何写杂文，毛泽东主张杂文写作应分清敌我，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毛泽东指出在运用杂文的主要手法讽刺时，要针对敌我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另外，毛泽东指出写杂文还要学会分析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这样才能避免杂文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对于杂文的文法和修辞，毛泽东也很重视。现在看来，毛泽东关于杂文的论述仍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是基于对杂文“匕首”、“投枪”作用的重视，毛泽东对鲁迅的杂文推崇备至。他经常说：“我是最爱读鲁迅的书。”他身体力行，认真阅读鲁迅的书，直到他逝世前，身边还放着一套《鲁迅全集》。毛泽东曾说，对鲁迅的杂文，他是读两三遍才懂。可见他对鲁迅的杂文是多么细致认真地去读，并深刻地研究。当他看到冯雪峰时就说：“不谈别的，只谈鲁迅。”碰到萧军，他把谈话的内容集中到谈鲁迅先生上。据说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他让北大老师芦荻给他读鲁迅的书，讨论的问题也是鲁迅的文章。

　　毛泽东不但悉心研究鲁迅先生的杂文，对列宁的杂文也情有独钟。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列宁的杂文时说：“列宁有一部分文章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似与杂文有不解之缘。他不仅喜欢读，还愿意写，并且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读他写下的脍炙人口的杂文、触摸他与杂文的点点滴滴，仍然值得我们回味。

　　（作者：甘肃省杂文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