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学习型社会，号召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吗？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早在少年读私塾时，就读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著作。从此，他一生读书未断，甚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乃至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间断过读书。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集中读书比较多的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方面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

　　第二，从党的事业需要方面说，虽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先是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路线，以后又纠正了其政治路线，但“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得到肃清。随着抗战的爆发，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担子非常繁重，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两国三方”异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对过去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革命事业开辟一个崭新局面，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当时尽管还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但自遵义会议后他事实上已成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核心。因此，历史的使命感驱使他多读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

　　第三，从个人的自励方面说，过去“左”倾错误领导对他的鄙薄、讥讽，促使他要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在遵义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的拥护者还讥讽他打仗并不高明，只会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这段经历逼使他“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所以在这个时期他读的书很多，也写了很多著作。他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周恩来从重庆购买各类书籍。他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时，他将别的许多东西都丢下，带着大部分书转战奔波，最后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到“文革”前，他个人的藏书已有几万册，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他读书需要的藏书室。他读的书摆的到处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参观过，影视里也有表现，连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书。他外出视察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在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包括广州的图书馆，都有他借书的记载。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编者还附了一个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带的书的书目，总计有80多种达几百本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

　　晚年毛泽东，身体不好，视力减退，不能看书了，就请人帮他念读，或用放大镜看着读。据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在临终时还手不释卷。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

　　这是南宋文学家洪迈，历时数十年博览群书，随笔所记录的读书心得。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这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其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

　　毛泽东一生中究竟读了哪些书

　　毛泽东一生中读的书太多了，要精确地说明很困难，这里只能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我将他读的书初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马列著作。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就开始读马列著作。他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已读了前面说的在长征路上读的那几本著作。此后，他对这些书反复读。所以，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对马列的书读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著作。其原因主要有:一是那时翻译的列宁著作比马恩著作要多；二是列宁著作中有直接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更具直接的指导性；三是列宁著作比较生动，好读。毛泽东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列宁的书读得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也说过:投入革命洪流以后，他是先学列宁的著作，后读马恩的书的。在列宁的著作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等。特别是《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个人不仅读过多遍，还推荐给别的同志读。彭德怀说过，这两本书，毛泽东寄给他读过，并写道:“此书(指第一本《两个策略》)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寄《“左派”幼稚病》时还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这也说明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喜欢列宁的上述两本书，就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这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读的。在延安，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自感“我的工具不够”，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除读前面讲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这方面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部分章节，他也读了，认为“十分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读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艺术论》，还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