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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记日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记日记主要是把每天所发生的、自己认为有兴趣的、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一是抒发当时的感情，或是将来回忆过去的时光往事又会历历在目。或者通过记日记，达到自己跟自己进行交流、交谈的目的。还有人则是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发的思想记录下来。由于日记是人们从纯粹的个人目的的出发，自觉自愿写下来的，其内容常常是人们内心思想的自然流露，而且它常常会按时间顺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此，日记对于研究人们的思想、感情，理解人们的行为、性格，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刘大鹏日记的研究，除了文献分析的通常方法外，笔者还把刘氏的日记从第一篇开始通通阅读，直到最后一篇，分析他的内容、思想感受和深层心理结构的情感状况。尤其对其情绪变化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在反复阅读中发现，刘氏日记中的情感表露自然、真切，喜怒哀乐尽跃然纸上，浸染在日记的文字符号中。并且，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情感流露状况与当时世上时事往往直接相关。比如在科举废除之时和之后他的情绪变化特别显著，甚至少有高兴、愉悦心态。由此笔者想到通过刘氏日记中情感曲线来说明一个传统绅士对科举前后社会变迁的心理反应，进而揭示这一时代更多的人对社会动荡、变化的心理态势。在具体方法上，笔者把刘氏日记的每一篇所表露的情感状况分析后记录下来，如果这一天他日记流露好的心情就用3.0表示；如果这一天日记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情绪状况是高兴还是生气，就是说没什么情感反应就认为他处在心情平和状态，用2.0标识；如果这一天日记中流露出生气、怨恨、愤怒等，就认为他心情不好用1.0标识。然后编码输入电脑中的SPSS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并绘图显示。

二、刘大鹏眼中科举废除前后的社会变迁

刘氏自1890年开始记日记 ，此时的中国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器物和观念开始在内地出现和传播，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会秩序受到怀疑，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社会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在西潮的冲击下拉开了变迁的序幕。        

而此时的刘氏已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家任塾师。但他“初志本不愿教书”，因为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刘父在外经商的收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刘氏自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因此，对身居相对富庶的内地，已经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并视耕读传家为正途的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心理特性的探讨，只能从他日记中所描述的与其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来分析说明。

1．从“创办学堂，变通科举”到“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废除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到维新变法时期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的标准，变通科举；后期从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对这一系列力度不断加大的制度变革，刘大鹏在日记中将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做了记述。   

 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 因而他虽然深知科举仕进，“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1895年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说：“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这也说明刘氏本人对于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的取士制度不甚了解，尽管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   

导致刘大鹏在科举仕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由此可见一斑。

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第二年10月他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1897年5月18日）。科举不第的教训，京城应试时的耳闻目睹使刘氏明白：不学西学，很难“胜人”。而随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1897年5月30日）。到1901年10月，刘氏发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

实际上，晚清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上文已述，清代科举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同时重视楷法试帖。这种考试方法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社会的批评。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礼部奏请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予考”。因而科举废除前的十余年间，考试内容已经是新学旧学兼而有之了。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激烈的批评。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梁启超等人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维新变法时期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