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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追逐社会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的过程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便形成了与社会资源的不同关系，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需要，或者说具有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与态度，在行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取向。长期以来，被视为正途的、传统的价值与行为取向是“学而优则仕”，由科举入仕获得功名成为各级官僚，再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或扩充个人及家族的财富。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已成为一种惯例，仕进之途逐渐多元化。同时，由于社会内部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递补为官的士人人满为患，远远超过了社会的需求，入仕之路比从前要困难得多了。相对而言，经商获得财富比科举仕进要容易一些，而且有了财富以后还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这也算是殊途同归。可以说，在这种利益结构的驱动下，人们的成就目标发生了转换。

其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同晚清政府在西潮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国家郑重商务，京都设立商部，总理天下商务，各行省设立商务会，以期商业之振兴。”而刘大鹏自己虽然对商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心理，但他却遇到几位“深于学问”的商人，感到“渔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 。

商人社会评价的增高，使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被打乱了，商、工的地位有凌驾于士、农之上的趋势，传统的四民社会架构已很难维持。作为四民之首的绅士地位明显降低，生存状况也日趋恶化。“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1904年1月8日）在废除科举，广立学堂以前，刘大鹏家乡的“士人甚少”，像他这样的下层士人如果不能由科举入仕做官，谋生的手段大多有两种：“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而“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刘氏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敬礼先生哉 ”。也就是说，此时商人从内心到表面对读书人都不太敬重了，他们也并不想真让自己的子弟走读书仕进的道路，请先生教书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另一方面是读书人自己没有足够的自尊和自重。这些人“以东家有钱，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反谄媚东家”。 “寒酸之士”为了养家糊口，只能看人脸色，忍气吞声。问题是，一般塾师的工资（修金）并不高。刘氏就曾遇到一位因经商失败而去教书的人，“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 刘氏本人运气还不错，遇到一位好东家，“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对刘氏也很好，除供给馔食外，还有修金一百两银钱。

就是这种“藉舌耕为生”的生存方式在废除科举以后也陷入了困境。1905年12月刘氏发现自己所认识的塾师中有很多人由于科举废除而失馆了，“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而有的人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刘氏不禁悲从中来：“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1906年3月19日） 到1906年春夏之际，省城已“学堂纷如”，县令传谕各蒙馆均“改名为学堂”，致使各蒙馆“闻风而散”，学生全都不来读书了。其结果是所有坐馆的老师“俱坐困”。到第二年，形势已经是没有改学堂的蒙馆，“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由于学堂的学生要“从事于科学”，故原来的旧塾师“多不能安其业”。只有懂得新学的读书人或者像刘氏这样有举人功名的人才有机会被优先选用为学堂教习，其他的“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 刘氏本人在任塾师近二十年后，于1913年担任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半年，因为工资（束修）一直未发，更由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他内心无法接受，辞职回家务农，后来因“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刘大鹏对此做了自我总结：“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

罗志田指出：“旧有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因科举制的废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存在也就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而刘大鹏在制度变革的阵痛中，“所闻所见无非困苦情形。农曰岁欠饥馁，将如之何；士曰学尚新学，遗弃孔孟，士皆坐困，将如之何；工曰今有机器，废置手工，无所觅食，将如之何；商曰百物征税，日重一日，商务利微，将如之何。” （1906年11月25日） 由于这种四民社会的解体与重构，使像刘大鹏这样的士绅既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即这些社会成员从旧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并进而引发重大的心理危机和心理嬗变。

注释：

[1]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6页，中华书局，1984。

[2]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凡引此书的，仍以脚注形式注出页码，行文中需要突出材料时代感的随文标出日记的具体写作时间。

[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参见《刘友凤先生碑铭》，载《退想斋日记》，61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 孙立平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绅分为“标准士绅”和“边缘士绅”，根据他的分类标准，刘大鹏属于边缘士绅。参见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载《天津社会科学》，1992（4）。

[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31年9月25日），4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7] 但是由于日记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不经主人允许，其他人不能随意翻阅。所以这也给利用日记进行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虽然在西方国家中，有过利用日记进行研究的例子，但在我国，日记这一文献资料的利用所受的局限很大。本文所研究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 同上书，45页。

[10]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6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 同上书，42～43页。

[13] 同上书，40～41页。

[14] 同上书，61页。

[15] 罗志田：《权势转移》，17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8] 同上书，102页。

[19]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30页，人民教出版社，1961。

[20] 同上书，39页。

[21] 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22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2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8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3] 同上书，57页。

[24] 同上书，58页。

[2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1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7] 同上书，145页。

[28] 同上书，227页。

[29] 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22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3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6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32] 罗志田：《权势转移》，176～17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3] 王先明：《近代绅士》，4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1转引自同上书，42页。

[3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 韦伯：《儒教与道教》，1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3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6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9] 同上书，17页。

[4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7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1] 同上书，161页。

[4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4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31～13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65～6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6] 同上书，20页。

[47] 同上书，149页。

[48] 同上书，151～153、159、169页。

[49] 同上书，191、192页。

[50] 罗志田：《权势转移》，18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2] 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232～23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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