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笑话,爆笑笑话,男女笑话,冷笑话-幽默笑话集

取士标准的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1898年夏天，刘氏就注意到府学的试题已改考策论，而县学的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刘大鹏对此的判断是：“府学业已改试策论题，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矣。可见移易风气非能旦夕也。”（1898年8月7日）                                    

虽然刘大鹏心存侥幸，但制度变革的步伐却在加快。1896年5月刘大鹏的家乡就已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一些士人“欲废读书而就他业”，首先考虑的是一旦这个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被堵塞后自己的出路问题。而更多的像刘大鹏般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心里充斥着紧张和不安感。很快，这一谣传就与当时发生在省城晋阳书院裁减诸生膏火一事连在一起，“令人怅怅然不堪设想”。据说，下一步就要“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等，外省已经在照此办理，山西因为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仍在抵制拖延当中（1896年6月8日）。虽然后来证实，裁减膏火是用来给书院山长加束修。（1897年5月27日）但这一时期刘大鹏听到的传闻很多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为数相当多的像刘大鹏这样的下层士人对当时以科举存废为核心的教育变革非常关心，因为这个敏感问题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可以想见应该是众人经常议论的话题。第二，种种传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大鹏所在地区信息缺乏，传播渠道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刘大鹏们急于要了解真相，处于一种恍惚不定、紧张忧虑的情绪状态中。因此，一些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填补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说，诸多传闻满足了刘大鹏们的心理需求。第三，尽管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潮的冲击下，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已经多多少少为制度变革创造了一种大众心理氛围。而且，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传闻后来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变为现实。                         

1902年，山西“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堂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中，“留学日本者至数万人之多，赴西洋各国之学生数亦不少，均系官费，其自费者不过百分之一”。但是要兴办学堂造就人才，必须先废科举以断绝传统功名之心，此时已不仅是新学之士的呼吁，统治阶层内部的务实派也已达成共识。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到1905年10月，刘氏已得知朝廷“下诏停止科考”。“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社会运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对刘大鹏个人来说，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流动途径突然断绝了。“科举制本是集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体制，它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

2．四民社会结构的解体

“如果说，严格的等级身份结构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地位的政治、法律表现；那末‘四民之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社会关系地位的社会表现。”

“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在这种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士首”、“商末”等级秩序的排列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展示了历史时代社会职业分工的基本特征；二是确定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三是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四民社会的划分以及“士首”、“商末”社会地位确立的根本标准，就是士“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韦伯说：“12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此项资格本身又为教育，特别是考试所决定。” 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既是维系传统四民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纽带，也是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产生绅士群体的制度性来源，使其社会继替中断，同时又引起现存的绅士阶层向其他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与流动，直接导致近代社会结构历史性的解体与重构。乡绅刘大鹏对此就有着深深的忧虑：“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1908年3月27日）

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科举废除之前，社会职业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就已经有了潜移默化的量变过程。在刘大鹏的家乡，或许是由于该地区务农者十之一二，造纸者十之八九，故“视农事甚轻”，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刘氏在1893年就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 其原因就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此后，这种轻学重商、弃儒就商的取向蔚然成风。“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1898年1月17日）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