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前就写过他，那是一九八五年，我是《湖南日报》的记者，他是全国人大代表，看看我如何写他的：

“再不要写我过去那段经历了。那段经历是有点代表性。不过，已经写过几回了。你未必不觉得，再写，我就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动不动就：我家阿毛被狼吃了……”

他飞快地泡上茶，扶了扶眼镜，正正地坐到了我对面，一字一句地解释着。看那平头，看那身架（高约一米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他已经五十四岁了。而那最能表现人的眼睛又在眼镜片后并被镜架遮了一半。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只好转了一个话题：“那就谈谈你的今天吧！”

“这还用说？明摆着的。我是空前的满足。不，更准确地说，是万万想不到，想不到还能当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能参加省人大会议。你要晓得，全国人大代表中，普通编辑就我一个。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是人民给我的最大政治荣誉呀。我应该牢牢地记住这点。当时，我爱人听说收音机里广播了我的名字，还不相信，还写信给我说：‘大概是另外一个朱正吧。'”

“那时，我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借调北京编《鲁迅全集》第六卷和《译文序跋集》。编完后，又做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的责任编辑。书已经在六月十八日，也就是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之际，由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六月十七日，新华社还专门发了消息。”

这一下，我可是抓住了话题：“谈谈《瞿秋白文集》的编辑情况也行。”他顿时也来了劲。

“这是个过细的工作。”

“如何过细？我作为责任编辑，常常不得不对文集编辑组交来的书稿作一次修改。比如《鞘声》里有一节提到‘洛桑会议上苏俄代表复洛夫斯基之被刺'，原注‘洛桑会议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瑞士洛桑召开，由协约七国：英、法、意、日、希、罗、南与土耳其签订和约'，一过细，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不是洛桑会议召开的日子，而是闭幕的日子。还有，从原文可以看出，苏俄也是洛桑会议参加国，代表都被刺了嘛。但原注仅刊举协约七国与土耳其议和。注文显然和正文矛盾……”

他，一条一条地数来，如何校勘，如何改正，津津有味，简直一发而不可收。那双被那眼镜框架足足遮住一半的眼睛，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

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

“拣主要的算，这样的情况，五六十条是有的。”

他十分有把握。

“你没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得罪一些同志？”

他，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首先要对读者负责。”

他是很讲究责任感的。看过他的《鲁迅传略》修订本后记的就知道，一九五七年，他被划成“右派”之后，《鲁迅传略》不再重印。这是不幸。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书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又暗自庆幸它的停印了。他想，倘若这本书，今后还有重印之日，得把它好好改一改。既然自己有时候也不免要议论一下别人著作的短长，自己书中的缺点错误怎么能够不改呢？一九七九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了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二十五岁时写的书，总算在五十岁时修订了。修订本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

只是对不起的是，我在这里又涉及了朱正不愿提及的过去。恭敬还是没有从命，只好有请恕谅了。

 

《随笔》2013年第6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就是这样一篇专访，当时审稿的副总编辑竟然拗着不予签发。无奈，只好另寻出路，找到另一位负责同志，签到三版发了个头条（当时的报纸每天四版），并且取了个醒目的标题——《人代会上访朱正》。那位副总编辑看了（他负责签发二版的稿子），心里当然不高兴，但也拿我没办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与朱正是熟识的，而且一同参加工作，在新闻干部班里培训，差别只是他们后来，一个不幸成了右派，一个升为副总编辑。由此看来，有时相识，反倒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可能是个麻烦。

第二次与朱正打交道，我已经从报社调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经编了三年《芙蓉》，是编辑部的副主任，那是一九八八年。那天，我接到他的电话（我不记得是不是，或者是我打电话给他），说他有个好稿子，就看我敢发不敢发。我说你给我看一看，有什么不敢发的呢？于是，我就跑到他家。那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他那时候已经从河东的美术出版社搬到了位于河西望月湖的人民社的宿舍里。他一打开门，吓了我一跳，好大好大的一个客厅（现在去看肯定不大而且还会嫌它太小）。我不由得感叹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他说：这算什么呢！等你挨到我的年纪，也就有这样的房子了（事情果然如他所说现在的我已到了他当年的年纪了也确实有大房子了）！我问他：东西呢？他神秘地笑了笑，转身走进一间里屋，拿出厚厚一摞稿子，上面改得密密麻麻。我一看稿名，一看作者名，心就怦怦地跳起来。稿名是《庐山会议实录》，作者名是李锐二字。我说你给我一个晚上，让我拿回去看一看。他说好，要保密。我说好，你放心。第二天，我就告诉他，《芙蓉》杂志决定用，而且马上就发排，一次发一半，分两期登完。不料稿子刚下厂，就接到了一封信。信是当时的出版局长李冰封先生写来的。意思是从大局考虑，不要发表这部稿子。原因是《芙蓉》若先发了，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书的正常出版。事情既然是这样，冰封先生又是上级，我的心里再不愿意，也只能够听他的了。此事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遗憾。《芙蓉》当时很不错，每期发行六万份，若是发了这稿子，影响一定会更大。此书第一版，即是那一年，由北京的春秋出版社和湖南的教育出版社联合署名推出的，不过却是内部发行，影响自然也就有限。一九九四年，重新增订后，李锐先生交给了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次是公开发行的，反响自然非常大。后来，听说又增订了，依旧是由河南出版。《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是李锐对历史的贡献，也是他对中国的贡献，但朱正先生为了这书是如何地尽心尽力也是我亲眼看到了而且亲身感受了的。

从一九八五年认识他到一九九五年创办《书屋》，眨眼，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我，三十出头，转瞬，四十出头了。当时的他，五十多岁，呜呼，六十多岁了。《书屋》问世的第一期就有他的大作支持。我编《书屋》七个年头共发了他十多万字。而我此刻最想说的，是我主编的最后一期——也就是二〇〇一年的第六期的《书屋》上面所采用的他的文章。那是一篇大文章，我记得有五万多字，文章除了主题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副题。我查了查那主题是：《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副题则是五个字：《浦熙修小传》。如果说他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是一部反右运动史，是写了当今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和命运，那么，他的这篇文章，这篇五万多字的小传则是通过浦熙修的一个报人的思想、生活以及她的曲折的命运来看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的满怀理想走向他们苦难的人生。朱正作为一个史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一部反右运动史，一册个人命运史，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他的思想的观照，在他饱含感情的笔端，交响着，奏鸣着。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是深思熟虑的，也是得心应手的。还承蒙他看得起，在此小传出书时，嘱我为之作篇序。我也有心试一试，最后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力不逮。作者写得已很透彻，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不过，由于那一试，却试出了另篇文字，这里我也转录一下，再表我对他的谢意：

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真是怪得很，只要我一想朱正就会想起钟叔河，只要一想钟叔河又很自然想朱正。

两个都是湖南人，两个都曾当“右派”，两个都曾坐过牢，两个都会写文章，两个都会搞出版。

人是不好互比的。这点，当然很明白。

文章也不好互比。这点，当然也明白。

可是，不知为什么，总忍不住在心里，将他们这两个人，比过来又比过去。

比如写文章。

两个人的两支笔真的就像两把剑。

朱正总是铿锵一声，刷地出鞘，招招见血，剑不见血，决不入鞘。

钟叔河呢，则不同。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

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别人的如何，就不好说了。

比喻也难说是贴切，所喻也无高下之分。

还是不比的为好。

这里，我先说朱正。

人是改造不了的。我是这样看朱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