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正有

  编者按

  深春大地暖意浓。朱铁志杂文作品研讨会于4月9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当前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朱铁志始终“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其凌云之笔创作了大量的、在社会中颇具影响的杂文。其作品不仅充满着时代气息、历史责任感和浩然正气，而且在创作方式上亦有诸多探索和创新。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徐惟诚等学会领导及二十余位杂文作家、杂文编辑出席研讨会。会议发言踊跃，气氛浓烈，既有赞誉之辞，亦有希冀之语。现将部分发言摘登如下：

  “砭锢弊常取类型”

  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辨的融合朱铁志杂文为何受欢迎

  ■李庚辰

  读朱铁志的杂文,眼前常会浮现活灵活现的各种形象,这些典型形象或作为针砭的靶标,或作为戟刺的攻手,总能使他的杂文寓形象和情理于一炉,融政论和文艺于一体,显现出鲜明的文学品味。

  朱铁志杂文的形象性之一表现在他议论说理时总刻意“立像以尽意”。他常用最简洁的速写笔法,三言两语勾勒出某种具象,以烘云托月阐释他要讲的理念。如在《颠倒》一文中,他由一幅一群男女“以首代足”颠倒身体行走在大街上的画作为由头,取此以“立像”,讲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颠倒现象,诸如“光明正大的事,要偷偷摸摸地干;名正言顺的事,要鬼鬼祟祟地干;青天白日的事,要夜深人静去干;无私奉献的事,要付劳务费去干;相反,鼠窃狗偷的事,要大张旗鼓去干;狼心狗肺的事,要心安理得去干;丧尽天良的事,要念着圣经去干”等等。这些是非颠倒,以非为是,以丑为美、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怪现象,都是对正确的理念和行为的颠倒。颠倒是可怕的。作者进而指出:“可怕的不仅在于颠倒的存在,更在于不愿承认它,不敢正视它,不许议论它,那,才叫真正的没有希望。”在这里,“立像”是为了构建一幅帮人辨明是非的“是非图”,或者说,是为了创造话语情景,以此作为铺垫以生发议论托物言志,它与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后批判国粹派将文化糟粕当作国宝时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可谓匠心略同,一脉相承。

  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辨的融合

  ■徐怀谦

  朱铁志杂文的优点我想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年的哲学训练和文学爱好,毕竟使我比纯文学出身的朋友多了一点辩证色彩,又比纯哲学出身的朋友多了一点形象思维。”这就是他的两个长处:形象思维与哲理思辨。他的形象思维在其小人物系列中有集中体现,一个是人物形象生动,第二是语言鲜活生动。如《小COOL》:“吸烟不够酷,吸毒才够酷;结婚不够酷,同居才够酷;有文化而温文尔雅不够酷,有文化而满口脏话才够酷。”《女小资》:“不在写字楼,就在星巴克;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我更看重的还是他的哲理思辨。看他的杂文,条分缕析,一二三四,逻辑性强,阐述道理必让你心服口服,指斥谬论不驳得对方体无完肤决不罢休。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他的杂文与流行的时评不同,有着久远的生命力。比如,他的贴近现实的《与阿Q局长书》、《话说官员保质期》、《老鼠的口味》、《变味儿的能人》、《爱心的级别》和《屋顶上的山羊》、《孤独的斯宾诺莎》、《马克思的悲哀》等哲事杂文,都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过时。

  朱铁志杂文为何受欢迎

  ■李下

  朱铁志的杂文为什么甚受欢迎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他敢于碰硬,不回避社会上出现的重大思想政治话题。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腐败,对国民劣根性的种种丑陋表现,朱铁志笔下毫不留情。

  二、他触觉敏锐,善于观察生活,发现问题。这个“善于发现”,既包括对新出现的问题的捕捉和解剖,也包括对常人习焉不察的惯性思维的拨乱反正。最为有趣的是他去年写的一篇《如果我死……》引发的讨论。他说,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不要做无望的救治,不要写什么生平事迹之类的东西,不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不购买高价骨灰盒,不订购墓碑、墓地。他的这种对死亡彻底哲学化的认识和文学式的表现,对中国人重新认识死亡、处置死亡有极大的启迪意义,对那些借机争些面子的,借机大搞腐败敛财的,也是一次当头棒喝。

  三、他能与读者平等地讨论问题。放低身段,尊重读者,常常把自己摆进去,像是与老朋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在《变“自恋”为“自我实现”》一文中,轻声细语地把年轻人从“自恋”引向“自我实现”。他为了拉近跟读者的距离,还把自己的成长历史和盘托出,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活标本,供读者参考。

  四、他有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他的杂文，有时写成书信,有时写成散文,有的像白描小说。这种臧否人物的漫画式写法,引起强烈反响。还应指出的是,朱铁志的幽默和反讽也为他的杂文增色不少。“小人物系列”是他的幽默笔法的典型体现。

  “小人物”映照“大社会”

  ■张心阳

  朱铁志是多产优质的杂文家,其中的“小人物系列杂文”在中国当代杂文创作中的个性化地位是始终突出的。它是一种成功的构思和创作,也是对中国杂文创作方式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在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大凡能够产生社会和历史影响的大都是小人物,最为典型的如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其根本原因,就如18世纪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说的:“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小人物是构成整个社会最基本元素,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也只能依靠小人物的生存方式。而通过小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则不仅仅是他们的思想品质、思维习惯,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它可以阐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人们的生存质量。杂文是文学的一支,既具有政论性,又具有形象性和文学性,杂文创作当然完全可以用“小人物”来反映时代特征、人的精神面貌,乃至民族性。这个道理,其实铁志也认识到了,他在其文集“后记”中说道:“杂文不仅可以走议论的路子,也可以走描写的路子;不仅可以以论理见长,也可以通过白描等传统手法塑造典型形象。”的确,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既是用杂文成功塑造的一个“小人物”,也正是通过这个“小人物”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如同阿Q一样的极富个性化的符号,成为民族性中“不讲认真”的代名词。

  用杂文塑造典型

  ■王乾荣

  朱铁志的“小人物系列杂文”,创造性地继承了鲁迅的“砭锢弊常取类型”笔法。每一篇杂文,都写了某一类人物,诸如小款、小马屁精、小会虫儿、小秘书、小“大人物”……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小鸟儿”都有。他写的是社会百态人生,而对每一类“小人物”,都用传神可感的生动描绘,做了剖骨见髓的透析,展现了人物的典型言行。

  鲁迅以“互见”法,运用多篇杂文的片段,“合塑”一种人物类型,如“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的“叭儿狗”、“二丑”、“西崽”、“革命小贩”等等;铁志则是一篇文章塑造一种类型,这“类型”,是同样“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的。能“当做普通名词读”,即说明它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是能够揭示一定阶层、一定圈子人物性格本质的艺术形象。“小人物系列杂文”多用形象和场面“说话”,而形象和场面又与间或插入的精确议论有机融合,本质上、骨子里仍然体现着凝练的“论说”风格,即体现了杂文的鲜明特质。它的每一句议论,几乎都是一个高度浓缩的命题。实际上铁志的描述,也是议论,比如《小蜜》一文说:“别以为谁都能当小蜜,没点儿本钱还真干不了这行。如今的小蜜,不是光有点儿长相,有点儿青春就行的……领导身边的小蜜,有与其他领导沟通感情的润滑作用;大款身边的小蜜,有与其他大款联络生意的经营作用。”这是描述吧,但理在其中。说的虽是惯常现象,但高度浓缩,三言两语,借题发挥,往往道破问题的实质,意味深长,耐人咀嚼,令读者深切地体味出世相世态,乃至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