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应该说对杂文是比较喜欢乃至喜爱的，他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一连用了五个“最”，将先生推崇到极处。这里应该不单单是对鲁迅本人的偏爱，爱屋及乌，恐怕对杂文这种文本也是不排斥的。但是言论易获罪，专以言论为任的杂文更易招惹是非，更易招“锋”引“碟”，在政治风向不太明朗的气候下，杂文写手恐怕都是“缩头乌龟”，不太敢“出头”的。从某种程度来说：杂文的盛衰是政治是否清明的指数与表征。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在这一方针推行之始，是真诚地主张“放”的。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做了“重要讲话”，主要精神就是“放”。在老人家的心目中也许是杂文开了花，才能算百花开，杂文争了鸣，才能算百家鸣。解决敢不敢百家争鸣的问题就得从敢不敢容许杂文存在开始，就得从解决杂文写家敢不敢写杂文开始。
　　在这次讲话讲到“片面性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杂文：“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过，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包括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片面就是深刻，矫枉往往过正。杂文作者与其他作者特别是与搞理论的人来相比，是相当“情绪化”的，从“引起疗救的注意”来看，有时也需要杂文作者说些“过头话”，才能“警醒”人“惊吓”人“触动”人。毛泽东对辩证法是特别看重的，对片面性是相当排斥的，他曾经对《人民日报》没有辩证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老人家对文章的“片面性”是如此看重，他希望杂文作者尽力避免片面性，但是他对杂文的片面性还是网开一面，允许杂文存在片面性，“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现在弄杂文的人来说，恐怕也没有过时吧。
　　毛泽东说：“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鲁迅的杂文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人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实际上，不但列宁、毛泽东许多文章也都有杂文味道，都“可以说是杂文”，也“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的这个“表态”，也许是相当释杂文作者之“疑”、解杂文作者之“惑”的，因为这话决定杂文这种文体在“新时期”的生死，全国解放以后，敌人有，但是极少数，如果对“人民内部”对“同志”不准放“厥词”，那么杂文就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杂文作者把靶子在新时期也只能更多地瞄准在“人民内部”，在“同志”身上，而特定时期的所谓“同志”，更多指的是一些领导一些干部，也就是我们的执政者。杂文不献媚，杂文不歌功颂德，没有“尖锐”难称杂文，没有“讽刺”也难称杂文。容许“尖锐”与“讽刺”的杂文文风存在，容许杂文作者磨亮笔尖，向“同志”刺去。这表明了当时执政者的政治开明，也表明了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真诚。杂文作者也是“人民”之一，他们尖锐地讽刺“人民内部”的缺点与“同志们”的错误，其实也是尖锐地讽刺自己，“我常常严肃地解剖别人，然而我更多的是更严肃地解剖我自己”。这点，时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也是我们杂文作者应该坚守、实际上也是一直在坚守的立场。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里，对杂文既有要求，有框框，也有理解，有宽容，可放之四海审视，可放之岁月检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可以有其他文件与其书信佐证，他并非是“引蛇出洞”，而是出自真诚的。按理来说，这是可以促进杂文事业繁荣昌盛的，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个讲话没过多久，也许当时确实有极少数的真“右派”偏离了“人民内部”的立场，偏离了对待“同志”的立场，使毛泽东感觉“双百方针”这桩好事“事情正在起变化”，使反极少数人的右的运动，殃及到了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反右扩大化，毛泽东对杂文的看法和态度也大转弯，导致了杂文从此进入长期的休眠期与萧条期。想起来，也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稿源：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