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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aisa
[新手]

鲁迅一生创作了多少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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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2   浏览：2035   提问时间：2006-05-07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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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万个为什么
[新手]

鲁迅的杂文，既是他个人特异的艺术创造才情和思想认识能力的生动表现，也是他辩证地批判和继承古代和近代杂文写作传统的具体结晶。上古《庄子》的奇幻想象，中古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近代章炳麟《民报》体文言杂文的雄辩周严，都深得鲁迅重视。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鲁迅一部分杂文中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观点所掩盖的。

只有首先清楚地意识到鲁迅杂文和传统杂文之间的历史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体会和理解鲁迅杂文在哪些方面真正超越了传统。

在鲁迅一生创作的总共约700多篇的杂文中，形式和内容上最具有特色的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所写的600多篇。这600多篇杂文自然并不是篇篇都属精品，但从整体上，它们代表了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写作中实现了思维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段有机统一的一个阶段。所谓思维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段的有机统一，就是不脱离开文学的形象去进行枯燥的抽象思辨，也不脱离开缜密深切的思辨逻辑，单纯为了有趣而去构想和表现某些文学形象。而鲁迅杂文中所运用的形象和思维方法，又各有其特点。

鲁迅杂文中的形象，通常是一种比鲁迅小说中的白描的形象更简略的类型化和符号化的形象。这一点跟传统的杂文或记叙散文中那种拘泥于写清楚一碗一碟、一嘴一脸的做法，大不相同。就是在《记念刘和珍君》这样记叙性很强的杂文里，鲁迅给我们呈现的一个最能刺痛人心的形象，也仅仅是刘和珍的一个微笑。而在《白莽遗诗序》这种照寻常的写作惯例总免不了要说一番道理或叙一段旧事的序文里，鲁迅为我们展示的却是林中响箭、爱的大纛这样一些虚实迭现、非用诗的激情和诗的思维不能联系为一体的超逸于现实经验之外的形象组合。

与类型和符号式的形象相映衬，鲁迅杂文中的思维形态，总是在事物间尖锐的对立关系上铺展开来，有时候这种对立关系甚至还重叠成很多层，让人很难从中判辨出正反黑白的简单关系。而在这种对立关系中，鲁迅在杂文中借以展开思辨的立足点，却很少会落在对立关系的某一个端点上。即使是在《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类痛悼自己所赞赏的学生和青年朋友的文章里，鲁迅为自己找到的，也仍然是既与屠杀进步青年的反动当局针锋相对，但也与逝去的可敬青年们在思维和情感方式上明显保持有一定距离的文章情境之外的一个立足点。如果结合文章写作前后的背景材料来稍做一点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甚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类直接介入舆论争议的杂文里，鲁迅所取的立足点，也是超越于文中所指的论争对手的。

鲁迅杂文的上述特点，是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的自然体现。鲁迅的许多杂文，字面上看只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具体的人、事和社会现象，但他据以观察、分析这些人、事、现象的知识和经验的参照系，却远远地向他眼前那个狭小的社会空间之外延伸着。

对此，一位和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曾有这样的感慨：“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回答：2006-05-07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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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i
[学长]

　鲁迅从1903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他的创作行程长达33年。他一生创作的文学样式很多，尤以杂文的成就最大。从1918年7月为《新青年》写作《我之节烈观》开始， 直至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所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十八年间， 鲁迅从未间断过杂文创作， 而且产量愈来愈丰饶。他在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过：

　　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 共历十八年， 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鲁迅是拿他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从事小小的杂文创作的，他一生共写了六百多篇杂文， 总字数达一百万之多。 杂文创作渗透到鲁迅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甚至是新诗和旧诗，都常常运用杂文笔法，有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味。鲁迅总是在他参与编辑或支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在他领导的文艺社团中，热心倡导和推动杂文创作。而他翻译的日本的两本杂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思想·山水·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杂文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尤其是前者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杂文的发达，影响之大，恐怕并不在他自己所作的杂文之下的。”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广泛、持久、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一）所谓“广泛”，是从广袤性、广度上讲，鲁迅杂文的内容包罗万象， 他的笔锋对准了千奇百怪的病态社会的方方面面。

　　鲁迅早期的杂文，主要收在《热风》和《坟》里，侧重于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领域，批判以封建思想为核心的旧思想、 旧文化、 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 如《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杂文，都是针对儒家“三纲五常”中的节和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展开猛烈的批判，并提出解放妇女、青年和儿童的要求。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随着“五卅”惨案、 “女师大学潮” 、 “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事件相继发生，鲁迅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明显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这一时期的杂文正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产物，主要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

　　而《三闲集》、《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里的杂文，除了保持原有杂文的特色外，还增加了文学论争的主题和在文艺战线上的批评，主要是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另外，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也更加广泛深入。

　　1932年12月，黎烈文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约，主编《自由谈》副刊，他锐意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革新后的《自由谈》，成了继《新青年》和《语丝》之后最重要的杂文阵地。鲁迅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些杂文收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中。《伪自由书》的杂文以讥评时政为主，文字曲折而犀利，其中的《现代史》、《推背图》和《＜杀错了人＞异议》几篇，特别值得重视。《准风月谈》采取寓政治风云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主要篇幅是用来批评社会风习和文坛现象的。《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鲁迅的批评更加扩展，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玩具乃至于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首先，由于文网森严，鲁迅受到限制，不能直抒胸臆，反使他创造了文多曲折、讽喻、影射的具有隐晦曲折的含蓄美的杂文。其次，这时期的杂文，在文体上大多是千把字的短评，综合了《热风》“随感录” 的精悍和《坟》中 “随笔”的从容。那些以逻辑议论展开的短评，注重从知识密度和事实密度的结合中去丰富深化杂文的理论含量，显得凝重而精警。那些取譬造象型的短评，对形象展开描绘，如《现代史》“变戏法”的描写，《二丑艺术》对“二丑”的描写，形态逼肖，饱含象外之意。最后，三本杂文集都附上论敌的文章，都有《前记》和《后记》，目的在于使“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更忠实更完整地反映时代的风貌，达到“以史治文”。

　　鲁迅晚年的杂文收在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这是他杂文思想和艺术都达到颠峰状态的结晶。这一时期的杂文，总结了鲁迅对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诸问题的深沉哲理思考，如《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阿金》等文，都带有博大精深的总结性质和预言性质；这一时期的杂文，运用了先前除日记体外的所有杂文样式，还有不少怀念老师、战友、学生的记叙、抒怀之作，如《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杂文议论的知识化、形象化、趣味化和情意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杂文，由于鲁迅力倡“文艺大众化”， 杂文语言充分发挥现代白话的通俗显豁， 曲尽情意，有着特别柔韧的弹性的长处。

　　（二）所谓“持久”，是从时间上讲，指其持久性和韧战精神。

　　鲁迅从1903年开始发表文章，到1936年10月去世为止，他的创作行程长达33年。他一生创作的文学样式很多，尤以杂文的成就最大。从1918年7月为《新青年》写作《我之节烈观》开始， 直至1936年10月17日逝世前二日所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十八年间， 鲁迅从未间断过杂文创作， 而且产量愈来愈丰饶。他在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过：

　　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 共历十八年， 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鲁迅是拿他自己的全部生命来从事小小的杂文创作的，他一生共写了六百多篇杂文， 总字数达一百万之多。 杂文创作渗透到鲁迅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彷徨》、《故事新编》，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甚至是新诗和旧诗，都常常运用杂文笔法，有一种鲁迅式的杂文味。鲁迅总是在他参与编辑或支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在他领导的文艺社团中，热心倡导和推动杂文创作。而他翻译的日本的两本杂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思想·山水·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杂文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一文中就曾指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尤其是前者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杂文的发达，影响之大，恐怕并不在他自己所作的杂文之下的。”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杂文是早已有之的，但是找不到一位杂文作家，能像鲁迅这样，自觉运用杂文，进行如此持久、广泛、深入、生动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能像鲁迅这样，在杂文创作领域开创一代文风，开拓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的宽广大道，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的“杂感”，“开阔了世界战斗文艺的一个伟大的生”；能像鲁迅这样，对中国国民灵魂的解剖和改造倾注如此巨大的关注和热情，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

　　（三）所谓“冷峻”，是从感情态度上讲，指其冷峻无情、尖锐泼辣， 大憎表示大爱。 用鲁迅自己的话讲，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７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 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 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回答：2006-05-07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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