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杂文，才叫“好”？　　

　　在我看来，首先是那些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情至性，令我心弦为之共振的作品。比如，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所表达的痛惜与愤怒，刘半农《“作揖主义”》所表达的对旧势力的轻蔑与憎恶，林放《江东子弟今犹在》所表达的忧虑。与其说“愤怒出诗人”，不如说“愤怒出杂文”。你可以做不愤怒的田园诗人，却不可能不以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为己任而做杂文家。如果说将杂文作者的情感锁定于“愤怒”未免过于褊狭，那么，说好杂文“根”于真情感则肯定没错。“奉旨骂人”假大空的大批判文章，“为稻粱谋”而假模假式“替天行道”的伪杂文，正像庄子说的：“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杂文最重是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一种苏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在好杂文里，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是水乳交融的。　　 好杂文，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带给读者“思维的乐趣”，有一种智慧之美。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更是思辨的艺术。它让人们对习焉不察的现象或安之若素的观念重新审视，产生“原来如此”之悟，这就是一种发现的快乐。知人论世洞幽烛微，辨奸揭伪直捣黄龙，要有胆更要有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这与杂文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并不冲突。比如，1980年吴有恒发表的《〈东方红〉这个歌》，将其歌颂“大救星”的有神论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神论“相提并论”，呈现矛盾之所在，批评搞“个人崇拜”的“凡是派”的荒谬不经，就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当下大多数新闻时评之所以只可“一次性消费”而不能当杂文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古文观止》里一些议论性应用文，如《陈情表》、《与韩荆州书》、《送李愿归盘谷序》，以其文采飞扬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杂而有文”并非说杂文不能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须知“隐晦、曲折”并不是所谓“鲁迅风”的精髓，那是一种专制社会的生存技巧和叙述策略，是不自由国度里奴隶的语言，而不是主权在民社会里应有的公民风范。　　杂文的“文”，可以是选题炼意上的典型化、形象化和超越具体人事的“非指称化”，比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可以是谋篇布局上的讽喻性、暗示性，比如丰子恺的《口中剿匪记》；可以借用寓言、故事新编、小小说等各种文体形式，但说到底，“杂文味”在文采方面是靠“语感”表现出来的。不论是辛辣还是幽默，是冷峻还是热烈，是平实还是尖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都要靠语言来承载来营造。杂文的语言也有“弹性”大小、“密度”高低和“质料”优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语言的艺术是天赋，更是追求的结果，先天后天融为一体，使杂文呈现出个性。修辞立其诚，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原载《散文阅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